災後的省思----我們需要一個在地記錄觀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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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聖文  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

       

今年的夏天,是一個令人反省的時刻。面對全球氣候異常,台灣地理環境的先天限制,面對天然災害後的社會反應,讓人不得不憂心:什麼時候台灣變的如此脆弱?脆弱的是人心還是環境?

 

        七二水災之後接踵而來艾莉颱風,為台灣帶來創傷,各方檢討聲浪不斷。媒體喧騰,政治叫囂。曾幾何時,佔據各新聞媒體版面的頭條,SNG車到處飛奔傳送資訊,甚至租用直昇機像是天神般的降落到後山原住民部落,跑馬燈字幕不斷的登出「獨家新聞、費盡千辛萬苦、深入山區」等字樣,像是台灣土石流情況是一種異常現象。但是許多生態學者、地理學者既以指出,台灣地形本來就處在新生的地形,土石流自古以來就有,反而是一種「常態」。是不是這幾年特別多呢?想是台灣應該SNG車變多了吧!對於媒體深入山區的拍攝工作,總是一再以訴諸悲情的預設立場,來傳送資料畫面。而這些資料畫面,又有多少能協助當地部落作為災後記錄工作的基礎資料。

 

        我們看到政府高官、專家學者坐著直昇機「巡視」災區,或是率領大批媒體進入山區「實地」勘查,面對實際生活在山區的原住民部落而言,我們僅看到一種「給錢了事」的心態外,實在看不出他們對於這片土地,有著什麼樣的關懷與情感。

 

在兩次患之後,政府擬定兩份重要的文件,一是行政院林盛豐、郭瑤琪兩位政務委員組成的重建小組,密集召開會議,擬定「石門水庫集水區災因及管理之檢討」報告。林委員指出此報告重點在於具體的改進措施,而現行行政及法令的混亂,顯示制度本身的混亂。其中為造成此次災害,指出三大原兇:造林不當、高山農業、高山道路[1]。因此,報告認為未來應朝向強化管理機制入手。細細玩味其中的邏輯,即可發現一些奇特的現象。

 

首先,這三大原兇的負責主管機關在哪裡?有人會說這是長年所累積下來錯誤政策所導致。然而,近年在1999年間為保護棲蘭山原始森林所發起的保護森林運動,既以指出台灣林業政策的錯誤。生態學者陳玉峰根據長年深入山區的基礎調查中發現台灣生態在 市場導向下的經營管理,嚴重破壞了台灣原始生態的均衡,並多次為文抨擊台灣林業的錯誤心態。而對於高山農業、高山道路等的開發狀況,中央及地方政府更是責無旁貸。畢竟農業使用地、道路規劃用定的設計及劃定,都屬政府權限。然而,我們卻看到了政府的姑息心態,例如:泰安風景特定區規劃,仍在中央審議中,然而,地方財團卻已大肆開發,企圖「就地合法」。谷關溫泉風景區河床地超限使用,又是誰負責通過?更多的例子可以想見在台灣山區各項工程中,背後所引發的金錢及政治利益上的掛勾,才是今天台灣災後的重大原兇。

 

第二,對於在地部落而言,面對以往公權力的不彰,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的心態,未來政府機關在加強管理上,為爭取或符合取締績效,此壓力的疏通的管道,則由一般民眾來買單了。對於在地部落而言,山上的工作千百年來都是處在「站著就可以除草」的景況,面對天然地理條件的限制,原住民部落大都有著相應的一套生活態度及生活智慧在因應著。例如竹林的擴大,就有部落長老指出:「竹林一定要適度的砍伐;因為竹子的根是相連的,當竹子還小的時候,竹林較為稀疏,刮大風時,是各自受風搖動。然而,當竹子長大了,林相緊密時,受風則是整片搖晃,加上大雨,土質鬆軟,配合整片竹林在同時間、同方向搖晃的力道,很容易垮下來。」姑且不論其說法的科學根據如何,原住民在長期以來,有一定的態度在面對天然的災害,也有一套自我評估地理條件的智慧在相應著。其重點在於原住民對於土地的態度,是以一種生活式的觀察,一種在生活經驗之中對土地所產生出來的情感與認知,它不同於一般科學性的判斷,不帶情感,而是處處顯出這片土地與他們之間的連結,但誰又去尊重他們呢?

 

第三,政府在災難之後的想像,又重新回到一種「緊縮管理」的思考邏輯。在災後的檢討報告書以及國土復育策略方案中。制度面的管理可以分為三個層次,一個是「資訊管理」;在台灣高度專業分工的取向上,台灣擁有許多資訊管理的技術。例如,自民國七十九年由當時農委會林業處保育科李三畏科長(現為林業處副處長)倡導主張以較經濟之預警系統做為土石流防治之先期措施,冀望於硬體防災措施完成前,能對危險溪流附近居民於土石流發生之前,先行提出警告,以保障居民生命之安全。然而,實行至今,預警系統在十多年來的測試,現今以改名為「土石流觀測系統」,而土石流預警的指標,仍以雨量來做分野[2]。當然,在這套結合GIS(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)與各水土保持的技術,確實將台灣土地的現況做了相當完善的紀錄。但這些資料,仍僅侷限在政府相關單位的資料庫中,民眾仍無法得知。

 

第二種管理機制為「行政管理」;政府近年來大力改革政府相關組織,裁併了相關類似業務部門,我們也看到了在國土復育策略方案中,例如,有關退輔會的業務範圍縮減,以及四大農場的收回。但此一部份,民間對此早已發出改革的聲浪,卻遲遲不見成效,待發生物產、人命的損失,才開始來做。這種行政管理的機制,或許應該稱之為以選票為考量的「民粹反應」制度,如此的後知後覺的反應,我們如何去防患未然呢?

 

第三種管理機制為「現地管理」;也是目前現今台灣最弱的一環。現地管理的重要關鍵來自於執行力的部分,這一種執行力不僅是公權力,要發揮更大的效果,來自於民眾的參與。然而,在台灣在地基層業務的管理制度上,卻往往忽視這種與在地居民共商的機制。2001年林務局透過社區林業的方式政策,開始與部落/社區的民眾進行一種由下而上、因地制宜合作模式,目的也是希望能夠加強民眾參與[3]。然而,這樣的改變,也是多年來在原住民運動中,不斷衝撞出來在制度上的鬆綁,才達成一定的合作基礎。另外在原住民族夥伴關係的政策上,也提出「尊重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」、「恢復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」等政策方向。筆者曾深入參與傳統領域的繪製工作,對原住民而言,土地是他們的母親,孕育族群延續的泉源,但傳統的規範受到資本市場的侵入,傳統上約束,已面臨瓦解,取而代之的是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。有些部落在傳統約束的重建過程中(例如SmangusCinsbu、達那依谷),都必須靠著強韌文化及族群認同,才逐漸的建立起來。如此的共識產生,仍然是有其疏漏及無法管束的部分,更何況天高皇帝遠的中華民國法律。

 

最後,對於超限利用、違法開發山坡地的部分,成為此次風災住要討伐的對象。透過在地的觀點,我們也有看到過渡開發的現況。然而,政府總是不斷的屈從於財團的威脅與誘惑,不斷以所謂的「就地合法」的方式,掩蓋實質非法的部分,例如桃園拉拉山民宿的「就地合法經營規劃」、「谷關溫泉開發規劃」、「泰安溫泉的開發」,退輔會的福壽山、清境、武陵等農場的開發,這些真正傷害台灣山林的原兇,卻仍然躲在自鳴正義的法律漏洞中,嘲笑住在山林的原住民。

 

對於在地居民而言,資訊的取得不易,證據的收集無法得到相關機關的配合,每每都請託著議員、立法委員來處理,本來代議制度的精神也在於此。但以台灣現行政黨惡鬥的模式下,往往這些證據成為政治利益交換的政治籌碼。為民申冤的模式早已蕩然無存。

 

我們位什麼需要在地紀錄觀點?此次的風災,正都處以泰雅族Go GongMalikwanGnazi三大流域社群的範圍中,以傳統領域的概念下,山河變色的場景,應該要由部落的人自己來控訴這些荒誕的現象。這幾年來,各個專家學者的專業化管理,仍然避免不了類似情事發生。並不是台灣專家系統出了問題,而是思考邏輯出現了僵化模式,政府遇事就以管理緊縮、集權式的邏輯處理相關事務,不能以區域性、地方性的概念,充分的與地方民眾溝通,來完備「現地管理」的機制,透過地方的協助,執行力也能提升,而地方行政管理單位以作為一個服務的機構為目標,更能已擺脫一種集權式的思考,用服務的觀念來完善「行政管理」的機制。如此,資訊的服務,才能更貼近於人,貼近地方。

 

透過「國土復育草案」以及「國土復育策略方案」的內容,我們發現仍是處在一種舊思維的迷思,不願意放權到真正地方上[4]。我們實在不能接受一種無任何在地參與的規劃形式,政府取之於民的稅收,要實際用之於民,而不是透過層層關卡的節制。

 

現在,我們需要的是部落族人以自發的精神,以在地記錄的模式,來發出自己的聲音[5]。以在地記錄的觀點,來提醒自己現在所身處的位置是如何的危險。我們不敢期望政府能夠以多少誠意願意培養在地部落/社區的紀錄能力,透過這次風災之後,對於原住民而言,我們更必須勇於的紀錄下這歷史的一刻,真正的將這片的土地視之為自己的傳統領域,我們才能更進一步的邁向原住民自治的目標。

 

 



[1] 引自蘇永權<自由時報>2004928日。

[3] 「社區林業」請參考林務局網站等相關資訊: http://www.forest.gov.tw/web/service/forestly.htm

[4] 這裡的地方並不是地方縣市政府或是鄉鎮公所,而是以社區、部落為其基本單位,授與因地制宜之權。

[5] 筆者目前正積極的訓練部落人士自行紀錄災後的調查工作,配合傳統領域的調查,突顯原來面貌的更替。